费正清是美国很有影响的汉学家，他的作品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除了他的“中国问题专家”身份外，其作品也常常以“海外比较”的视野让人耳目一新，不管是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与变迁》《美国与中国》，还是最近被翻译出版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都是如此。透过书名中的“与”字，我们可以发现费正清对“比较”的天然兴趣。

费正清的作品看起来有味道，要么透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要么透过学科的交汇，要么透过国别的比较，让单一的叙述变得形象生动，变得跌宕起伏。

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一出版就受到广泛认可，被视为费正清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而作出的“重要贡献”（傅高义语）。为什么说此书的出版对理解中国对外关系有着重要贡献呢？在之前，美国学者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理解一直存在某种天生的偏见，认为中国乃“稻田”文明，贸易与外交，从来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里除了彼此封闭的认识外，当然也有中国本身固有的政治秩序的影响，中国于1842年开埠通商，虽然原有的贸易体系开始崩溃，朝贡制度进一步瓦解，但不管从统治者层面，还是底层民众，中央天朝的心态一定程度上从未褪色，甚至在面对外来侵略时，这种天朝心态愈发膨胀，以至于成了枪炮的直接牺牲品。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费正清著，牛贯杰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主要讲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贸易制度与外交格局，以及鸦片战争后中国贸易与外交政策的应对、实施、近代重组构建等。这其中，既有历史无奈的剧烈疼痛，也有制度冲突、历史潮流涌动带来的欢愉。在费正清看来，中国长期以来对贸易的漠视，除了本身重农抑商的思想外，还跟朝贡制度以及“夷”的外交认识紧密相关。但事实上，二者又存在悖论。早期，中国与亚洲、欧洲的贸易已普遍发生，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辟，更使得贸易异常活跃。但贸易大多以“贡物”而为，交易的价值无法得到重视。这是因为在朝贡体制下，中国统治者重视的是贸易朝贡的道德价值，或者说政治价值。但到了近代，贸易本身凝聚的物质价值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要维护传统意义上贸易朝贡价值，另一方面又要瓦解这种价值，反向凸显贸易的交易价值。这大概就是近代贸易体系的艰难时刻，当然也是其最悲痛的时刻。费正清把这种矛盾展示出来，把悲痛与冲突放在历史的洪流中，读来让人感受深刻。

看似在叙述贸易与外交，实则在解剖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费正清在书中的这种矛盾化的历史建构，大概源于他具有问题意识的历史思考。19世纪中期的中国，在面对着朝贡制度的瓦解，面对枪炮的冲突。其问题根源是什么呢？在费正清看来，帝国主义并非是凌驾于本国人民之上的主宰力量，本国的内部条件才是决定性因素，在贸易与外交方面显得尤其突出。在鸦片战争中，是主张强硬应对，还是议和，统治者自己都没了主意，在“剿”“抚”两端徘徊，民众更是袖手旁观，这也是必然的，是封建政治制度腐朽、没落的集中体现。费正清把这些问题隐藏在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的叙述中，看似在叙述特定的贸易与外交，但其实是在解剖近代中国道路的发端，解剖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这种问题意识也不是费正清的独有发现，中国学者在思考近代中国变革时，也大多从历史的潮流出发，从政治制度的世界变革洪流中去考察。但费正清显然是比较高超的一位。这里有他特定的视角，以及驾驭、融会贸易与外交关系的能力。《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将贸易与外交融合在一起：贸易势必有外交，外交也必然有贸易，二者密切相关。在近代中国，贸易虽然是被迫进行的，但鸦片战争前，中国沿海的贸易兴起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其中，贸易催生了外交。在贸易的推动下，尤其经过鸦片战争的冲击，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制度开始缓慢建立。这过程是悲痛的，但也不得不去适应，去建构。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作为学术著作，其中有些认识或许有待商榷，比如认为鸦片战争不仅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而且随着《南京条约》等条约的签署，条约体系开始复苏。所谓的“条约体系”显然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我们需要警惕和批判的。但就《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总体的叙述而言，费正清在矛盾中书写，向历史问题叩问，这些都让读者有了亲临历史现场的感觉，加上他的学科交叉、融会贯通的叙述本事，都让人读来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