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与后期的洋务派对，中国科技的知识有什
导语：维新派与后期的洋务派对，中国科技的知识有什么分歧？
为了改变中国贫弱的局面，维新派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提出了中国发展科技的新主张，并把发展科技看成是推行变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危急形势的逼迫下和维新派科学思想的推动下，后期的洋务派也开始了对先前洋务运动时期执行的科技政策进行反思，在总结前期洋务运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中国发展科技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但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科技指导思想还是和维新派对科学的全面理解有着本质的区别，双方在此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并展开了斗争。
维新派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是比较了解的，对中国发展科学理论上的探讨也独放异彩。这是其他任何政治派别都不可及的。与顽固派坚决反对近代科学不同，维新派不仅欢呼科学时代的到来，而且还认为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不以中国在当时遭受列强侵略而悲观丧气，相反，却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变革时期，是中国走向新时期的转折点。如谭嗣同即说：“吾约计开辟以来，战国与今日遥遥相映，时局所皆极危，却又是极盛之萌芽。
维新派认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谭嗣同满怀豪情地说：“天将文明我中国，故使大地沟通，巨溟杯泻，汽船电线，藤交络会于太平洋之西亚细亚之东”。世界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生于当代的人更容易比前人吸收采纳近代科学文明。因为科学中的许多道理，早已经过西人的发明，我们可以次第取而用之。比方医学，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解剖成果，以订勘中国医书的谬误，也用不着再亲手实验解剖。科学中的其它许许多多道理方法，都是经过多次试验证实而得出的，我们可以考察其利病而效法之。
近代科学的发源地在欧洲，但它是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智慧结晶。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康有为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已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中国现在才开始发展科学技术，如果不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科学成果，由中国自行发展，也要经历数百年的时间。最好的办法是引进他们的科学成果，“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决无舍而别讲之理也。”这样，中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可吸收西方的科技成果。康有为还再三提到日本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功经验，指出西方自培根创立科学方法以来，已经历了五百年才达到如今的科学发展水平，日本自明治维新只三十年就全部吸收了。“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则中国在三年之内就可成功。康有为所设想的中国快速发展科技事业的方案，不免有点天真，但他提出的学习西方科技的途径和方法是正确的。
维新派是中国发展科学的积极倡导者，他们要为科学争得应有的席位。康有为认为：“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这样康有为把中国发展科学、振兴实业和维新变法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唐才常总结当时所谓“新学家”的主张，认为：“不过曰格致也，富强也，公法律例也。”但“第以公法律例言，似不及格致之可以雄其国、智其民”。
突出了科学在富强和开启民智的作用。严复则直截了当地说：“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沙千载，成饭无期’者矣。”他们把振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科技事业上。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维新派的共识，因此，也成为维新派维新变法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康有为的弟子何树龄大声疾呼，中国需要扭转士习，把全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引导到科学技术方面来，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知识分子的必修课，他说：“务使泰西农工商矿之书，天文地理之学，化光电重之器，如米盐水火，汗牛充栋，月异而岁不同焉，剞劂氏恃之为恒产焉，书贾恃之为利薮焉，师长以此课其生徒焉，父兄以此勉其子弟焉，朋友以此誉其交游焉，如是则风气既成，人心顿变，是非既定，国本自立”。这种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立国之本的思想是很新颖的，也是很深刻的。由于维新派的大力提倡，从而掀起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讲科学、学科学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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