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以及艺用解剖，为一种切实实行的艺术

徐悲鸿留法学习的历程中，曾回国短暂逗留，于1926年3月在上海做过演讲，他为此撰写的文章中有部分内容与上文我们谈及的一些内容相比，应当说是有所保留的17。徐悲鸿把自身的艺术经历概括得更为简略。涉及解剖学问题时，他并不提起对里歇尔或者穆伊布里吉那些照相图册的了解。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徐悲鸿会对艺术图本抱以如此的痴迷，会在波拿巴路的高美图书馆对这些照相和解剖图集久久欣赏。徐悲鸿或许认为，这些实际上不太容易运用的辅助工具不应被即刻透露给公众，仅介绍一些概略性的绘画法就已足够。只不过对解剖方法的借鉴在他的演讲中已透露得十分明显。

在1926年3月7日的文章中，他个人的艺术历程将希腊和雅典艺术置在永恒经典，几乎是绝对参照的位置。帕特农神庙成了古典时光的重要艺术实现。文中他一方面论及了一种公民教育的艺术，又特别提到由“技能重视度”（ têchné ）催生出的一类践行性艺术。如果说他并未直接引介现代解剖学方法，却强调过对解剖学技法了解的必要性，以此为前提才能直接观测活动的模特或者是静止的人体。他还着力肯定了那样能够自然而然地提供和观察人体的社会文化。此外他还提到对人体肌肉所表现出力度的“细观 ”，这种力度感在古典时期以后基本就已经被掩藏、歪曲或者极糟糕地呈现。这原本是西方艺术史中一个传统议题，而与中国美术境遇相对照，就如镜子一般反映出细致观察人物身体的传统同样也面临丢失。

从我们当代眼光看来更为让人惊奇的是，徐悲鸿倾向于再度启发思考这样一个观念，最好的、可入画的艺术身体是 “白种人”的身体。在他看来，那是观察、进一步认识到皮肤表层和身体内在之间、肌肉组织和身体骨架之间所具有互动关系的最佳工具。他所称的“白种人身体”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比其他人种的身体更具有“透明”的秉性，正是这一点成为西方解剖学沿用于艺术领域时的一条几乎蛊惑人的信条。然而当徐悲鸿想要将这一理念加以发挥，却轻易遭到质疑。由此在他的话语中，镜面映射的效应就很明显了，“黄种的”人物应当且能够拥有自身的地位，亟须做的是把可能成为中国现代美学新的形象范本的要素具体地实施在作品中。

仍是关于上述提到的古希腊美学观里对裸体的凸显这一文化层面的镜面映射，徐悲鸿由衷呼吁中国艺术场也能树立起活用现场形体模特的规范。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还不足以对此形成响应。徐悲鸿于20世纪20年代末从中国刚返回法国时以及1926年回国短暂逗留期间分别完成18的一些习作就能显明，相比巴黎那些具有专业素质的模特，找到一些男性模特来呈现同样的造型品质是多么困难。画室模特作为职业，在中国就和整个美术体系一样还有待开创建设。而无论怎样，文章总还是向我们显露出徐悲鸿对他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遇到的艺用解剖学所具有种种关键要领的熟知程度。

更为根本的，也是其意图所在，文章集中聚焦在艺术要切实实行的立意上。徐悲鸿谈到一种技术的和切实感知的艺术，它将艺术家纳入其完整性中。“切实实行”这个词是以法文写的——“故Exécution乃艺术之目的”。依据自己在法国研习的所得，徐悲鸿倡导对中国艺术家的画艺实践给予切实的“再度展开”，包括油画的以及水墨的。现代中国艺术家应当能与传统文人受之于灵感，随之将其倾铺于画纸的简单态度相决裂。需要把自身外显化，实践完全的技艺流露，观照自然，完成一些作品初稿，构图时打上框格，把图像誊移到画纸上等。总之，艺术家就像一个技术工人，以其所必需的工具装备来从身体和智性方面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说到底，也正是切实的艺术实行才能成就“风格”（style），才能让“笔力”显出。如此在他的文章中，徐悲鸿逐渐从希腊雕塑过渡到中国水墨的议题，共性在于这些艺术彼此之间具有一种由实践操练和践行规准来加以支配的统一性。

在他写于1926年3月13日的文章19中，徐悲鸿就理想主义迎对现实主义的诸多危险做了更进一步的明申。从中他批评了一些仅引述理念而不给予实践的做法，此外也认为艺术实践实际与艺术家的心灵精神状态并不太相关。他认为：“其弊竟至艺人并观察亦不精确，其手之不从心。”他把假借事物客体来表达感情的理想主义一派，与注重事物形态方面的现实主义一派相对峙，觉得“故超然卓绝，若不能逼写，则识必不能及于物象以上”。但是准确说来，对于客体事物形态的理解和画面演绎并不从表层观测而来；就人物与动物形象而言，要了解其形态的功效，还是需要依托艺用解剖学方法。